董丛林：《东南互保相关事局论析》，载《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

以法治意识为基础，可以重述守法理论的守法机制。从主观程序正义出发，可以构筑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

这些争议并不能完全推翻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但是它们的确可以引发一些触及理论深层结构的反思。最后聚焦于当前的智慧治理领域，尝试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具体应用于技术性正当程序，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而对比前述守法研究中的失灵人群，无论是非洲居民、加勒比国家居民、还是澳大利亚少数族裔，在研究中都可以发现对法律缺乏信赖这个共同点，其程序失灵因而可以得到主观程序正义学说本身的解释。结语 传统上基于威慑的守法理论依然十分重要，但高度复杂的现代法治体系显然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害怕被法律制裁的心态来维持。这对于全民守法制度机制的建设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但运用社会实证方法研究程序正义的这种主观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主观程序正义这一领域中。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满意评价大多基于感性认知，本身就存在局限、并且会因时因地或具体个案的利益关系而改变，未必都有益于制度改善。其实，这也预示了两人的不同命运和结局：一个作为大清的臣子得以善终，另一位则被视为窃国者在全国的骂声中死去。

[26]刘光第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事到如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欧洲各国不名内阁，其以一员总理，则同我朝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其义亦未尝不同军机处。其一，他的当务之急必须与康有为脱离干系，他已经嗅到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可能带来的不祥之兆，若再不行动，他自己也就是这不祥的一部分。如果陛见时面询人对此不满意，那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改变面询的初衷，被询者被改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充作闲职，这对这位老谋深算的湖广总督来讲，显然是不划算的。

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知道他不愿干，又想让他试试。

思想可以珍藏起来，行动不可有半点鲁莽。我们祈望中国物质的繁盛，但中国人处在目前的道德和精神条件之下，物质的繁荣对于他们就是一种真正的福音而不是祸根吗？如果中国人还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民族，除了物质的繁荣之外，他们最需要的是拥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生活。10年之后在再版序言中，译者强调的是《劝学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更让张之洞不能容忍的是，报纸偏离了他心里划定的底线，介绍和宣传起平等、民权和议院思想来。

[40]张之洞将其翻译为公道，其意不在于它是否准确，而在于能否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把官制改革看作是朝廷与其属臣之间的某种共识，那么，共识的里面包含的却是不同的政治意图。惟有基督能为总督所寻求的改革提供一种可靠而适宜的基础。时机即是实践主体用时间作为尺度去衡量行动的结果，并通过与时间抗争的形式去把握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机会稍纵即逝。

而且，张之洞非常注重言说或表达的对象和语境。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不言自明。

为了新工作的便于展开，消除对立，他建议其政治对手袁世凯一同进京，以便协调工作。对于张之洞而言，这是最高统治者给自己做的最大广告，也是一本著述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情势急转直下。[29]而这一次，他的朋友、同僚普遍认为是个机会的时候，他却表现的迟疑、犹豫不决。有的是为特定事项临时所用，有的是其长期的情报提供者。改革确定依据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享有独立权限的方案。[57]张之洞得到的信息是，让他打消顾虑，相信朝廷新政变法的诚意，并委婉劝告他本人，因为改革的阻力大，最好不要以西学的概念、术语谈论变法，以免授人攻击的口实与把柄。京中与他关系密切、观点一致的几位高官着急地催促他尽快提出反击意见，可这位总督大人仍是不慌不忙，他非要弄清状况把握准时机不可，一旦出手便要一招毙命。

他以各种方式向越轨行动提出警告和规劝都无济于事。[53]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载冯天瑜、肖川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

他与李鸿章是竞争对手，但在1900年的庚子之变事件中通过合作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格局。[45]张之洞的另一位核心幕僚和智囊是梁鼎芬。

袁世凯更热心的是中央的改革，极力推动建立责任内阁制。张之洞不是失去了机会，而是他对机会一词的理解不同。

它是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首先是文械哪歉?鄂字，从字面上看它是指张之洞本人，与下一句中的鄙人形成对照。） [71]当时的舆论认为，外官官制至今尚未宣布，各侍御及各省督抚反对者颇多。从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的习性上讲，刘坤一请张之洞主笔不全是他怕担责，也含有真诚的成分，因为在他看来，写东西本是张之洞擅长的工作，而他本人并非弄文舞墨之人。

这两个机构是慈禧太后操控整个权力体系的枢纽，其首要原则是忠诚，其次才是能力。行动逻辑决定了事件性质，也决定了事实的真相。

于是朝廷下令催促各省务必尽快上奏。[44]同前注[4]，戴维·斯沃茨书，第144页。

作为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他从不轻易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旦机会成熟就能赢得主导权。他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士大夫，与其在中央部门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还不如在地方上做点现代化的实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激进主义的行动逻辑，也多少预示了他们的结局。父亲的思想、信念和行为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儿子身上留下影子。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单纯指的是被指责的人缺乏物质基础，如足够的货币与财产，也包括被指责人本身的角色以及与这一角色相关的其他因素，如文化资质、社会名望等等。[67]类似的行动逻辑也表现在张之洞对待官制改革的问题上。

[52]湖南的保守主义者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判康有为的专集，收录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五篇。[8]参见[美]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907年，年过70岁的张之洞终于踏上赴京入阁拜相之路，这是他为官几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仕途人生到达的最高峰。考试试卷是由慈禧太后判定的，是她亲手把张之洞的考试成绩最终确定为第三名。

然而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其结果必然是两相妨害。[14]他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5岁时取得了教育的中等学位——举人，而且考了第一名。